李瑞昌教授系我院1998级行政管理硕士生。

感谢《治理评论》的专访。我的求学经历是这样的，本科在湘潭大学修读哲学专业，硕士在厦门大学修读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新办的社会学系工作，再到复旦大学攻读行政管理博士学位；先后经历了哲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多学科知识训练，感受到跨学科的学习对丰富自身的理论知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读博期间，我曾参与竺乾威教授主持的复旦大学和澳门大学合作的农村治理项目，到不少地方开展实地调研；当时，田野调研的技巧就得益于社会学系工作的同事为我传经送宝。2016年，我在新疆南疆的一个村庄与当地组织部门合作建立了博士生实践基地，与学生一道在南疆做了长时间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而后，又在安徽、上海、云南开展了类似的工作。可以说，在社会学系的学习与工作经历为我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知识基础。

在美国杜克大学访学时，在课堂上听了杜克大学的牛铭实教授对中国基层自治的一些独特见解，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基层自治，后来也促使我花了一段时间阅读历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的研究。访学一年，除了听本科生、研究生课之外，我也与其他访问学者一道观察、讨论美国的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情况。

我结合自身的求学、访学、挂职与工作经历，有个深刻体会：在实践中增加自己感性认识，在理论研究中提升自己理性认识。

严格意义上讲，我的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正式起步于厦门大学，当时陈振明教授带领我们阅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前沿文献，我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关注比较多；后来，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跟随竺乾威教授更加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两位老师都是大学者，无论是学问还是做人做事风格都给了我终身的教诲。

我一直有个遗憾，就是缺乏实际的行政工作经验。自2005年开始，在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项目研究过程中，也在不停地观察中国政府的运行模式与特点，部分弥补了行政实务经验上的不足。

2010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有一大感触，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中，有关中国公共行政的书籍特别少。回国后，我就希冀有朝一日写一本推介中国公共行政的书籍，能进入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为此，我花了多年时间思考中国公共行政的运行逻辑，也给成人教育的学生多次讲授中国公共行政的课程，期间，也尝试写了一些有关中国公共行政的文章和书籍。在启动《行政逻辑》这本书之前，我写过两本解释中国行政的书籍，一本是《政府间网络治理：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2012年），另一本是《中国特点的对口支援制度研究：政府间网络视角》（2016年）。这两本书籍所涉及的垂直管理部门和对口支援制度是大家关注不多的议题，一些在国外做研究的中国留学生或懂中文的学生引用较多，其中，对口支援制度研究一书是烙有中国特色印记的书籍，这几年受到业界一点点关注。

直到2017年，我有机会到实务部门挂职，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政府的运行。2018年，学院计划编写一套政治逻辑丛书，让我牵头主编《行政逻辑》一书。我们的丛书编写团队经过了多次讨论，广泛听取了多位学者、业界人士的意见，最终才确定行政逻辑一书的框架，最后，团队分工合作写出这本能反映中国政府治理原理的著作。我们期望这本书能够弥补现有研究中关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些空白点。《行政逻辑》一书是从“政府治事”为切入点，从本质观、服务观、对象观、伙伴观、互动观、时间观、空间观、关系观等八个维度对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现代化进行了论述，构建了一个“以治事为中心”的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原理。这本书提出了中国行政逻辑包括行政运行逻辑和行政发展逻辑，也提出了中国政府治理在观念、关系和制度三个层面发生系列变革，当然，也有三个面“未变”面：政府的本质未变，政府的初心未变，政府治事的方式未变；其中，中国政府治理变革原因也有三方面：因现代化而变、因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和因治事而变。这是我们的一次创新尝试，但是，内容仍不够完善，命题也未详细论述，只是提出一些初步见解，还需要学界同仁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