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毕业季，我在网上看到了俞可平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对毕业生的致辞，是谈诚信问题。我正在筹备第二届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觉得这个话题很适合在西太湖论坛上讲，于是，就给可平发了邀请，请他来做演讲。原本只是试一试，因为他一直很忙，无论是中央编译局俞副局长，还是北大俞院长，他的时间都是最奢侈的东西。

没想到他答应了，只是说，周五不行，只能周六。周六下午恰好是论坛闭幕，于是，请他来做了闭幕演讲。

他以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俞可平发表了题为“诚信为本”的演讲。

他的讲演引起了很大的共鸣。

他说，诚信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也是人类的一种价值。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不仅古今相通，而且中外相通。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诚信出现了许多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某些领域，人们之间的信任已经跌破底线。由于诚信的缺失和公信力的下降，我们的经济交易成本，社会交往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正在明显增大，有时候已经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比方说在经济贸易领域，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商业欺诈屡禁不止，网络电信诈骗无孔不入，虚假广告、欠债不还、偏见等见惯不惯。

他举例说：今年的6月份我去贵州，好几年没去了，朋友请我吃饭，都带一瓶茅台酒。几乎每个朋友都要给说一句，“俞老师，我这瓶茅台酒是真的。”我就问他们，茅台酒难道都是假的吗？他们说市场上的许多茅台都是假的。

在我看来，俞可平讲诚信是最合适不过的人。

因为他是有底线之人。

2015年下半年，风传他要离开中央编译局，回母校北大教书。我听到后，发了一个短信问他，他回复说：回归大学做一名纯粹的学者，是我的梦想，也一直在向中央努力争取。一旦梦想成真，当第一时间与各位朋友分享。

后来，他果然梦想成真了。这就是他的两个责任：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政治学研究。人生的后半场，他选择了交换场地。

2015年11月，北大为他召开的在履新大会上，俞可平包含深情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27年前，我离开北大时，身上怀着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就是：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责任感？那是因为母校的教学和熏陶。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事身上都具有这种责任感，因为你们当中的极大多数都比我在母校的时间更长。

27年后我又重新回到了母校，27年间外面的世界和母校内部的环境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但我身上的这种责任感始终没有减弱，我相信，各位同事长期在母校，这种责任感更不会改变。正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共同的责任感，使得我改变了原来坚辞院长的初衷，两周前才答应校领导担任这个院长职务；也正是这种共同的责任感，使得我有足够的信心与大家一起做好政府管理学院的工作。

我认为，做人要有两条底线，即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治国更要有底线，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就是国家的底线。学院治理同样要有底线，公平正义、依法依规就是治院的底线。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为人处世相当随和，也与世无争，还有些书生气。但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也有极强的底线意识，会努力捍卫学者和学院的底线。”

这些话，可以看作俞可平重回北大的宣言，也是给出了一把尺子，便于同学们和同事们随时衡量他。

我忘记是什么时候认识可平的，交往也不密，因为他是一个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

有一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一个住在龙城花园的律师朋友请我到他们院里去吃烤羊全，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北京最好的烤全羊。坐定之后，我突然想起，俞可平也住在这里，于是，给他发了微信，问他在不在。

一会儿，他回信了，说是在外地，他告诉我，还真没福气吃过龙城烤全羊。

我有点诧异，近在咫尺的美食，他居然没有光顾过！

不过，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对于可平来说，最大的享受不是美食，而是思考。

去年我开始学习画画，又是在画人物肖像，有一天画了俞可平。说来也怪，我们见面不少，但是从来没有合影，于是，在网上搜了一张他的照片。那时候，我刚刚学了几个月，很拙劣的画，没想到可平发给我一句话：能被志兴兄画，是我的荣幸。

这对我是极大地鼓励。

其实，我在心里也曾给俞可平画过像。

可平这个人，文质彬彬，慢声细语，有书卷气，爱读书，勤于思考，有着坚定的意志，不喜欢喝酒应酬，也不会说大话，读书和研究以外，喜欢土地，愿意过耕读生活。

关于喜欢耕读，他不止一次对我说，羡慕我家那块小菜地，希望有时间自己也能在读书研究之余种菜。

这些，似乎又和他的专业有点距离。

他的专业是政治学。

俞可平出生于1959年，浙江诸暨人。他是新中国建立后政治学最早的两个博士之一。

当然，他的头衔还很多，捡主要的说，有：中国民主治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也曾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2009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先生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创刊号专访时，提到了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政治学家俞可平。提到他们两位的名字时，他说：“中国拥有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

俞可平在政治学这个领域里深耕细作，同时，也涉猎甚广。如果说，有些是阳春白雪，不广为人知的话，那么，他在十六年前在《北京日报》发表的著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则是声名远播的。

那时候，中国很多人提出要走民主之路，但是，又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民主，于是，有些人对民主有排斥，有些人不懂得怎样才能真的使用民主。这时候，俞可平发表了这篇文章。在这之后，他又反复重申他的观点。

他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言简意赅的几句话，把民主的真谛表述的十分透彻。

俞可平是个学术造诣很高的学者，同时，也是责任感很强的学者。他在中央编译局这样一个中央机关当了十年的副局长，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可能为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而努力。他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他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也卓有成效。

他的研究很接地气，他的表述也非常容易被听懂。

大家都在说幸福指数，俞可平说：评价幸福，要始终坚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幸福”的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健康，二是安全。如果这两个前提不成立，再有钱再有权也不会幸福。试想，健康没有了，人会生不如死；安全没有了，会整天提心吊胆。然而，健康主要靠自己，安全则要靠国家。所以，他在2020年的毕业致辞中，强调“有尊严的幸福”。

俞可平也十分关注反腐的问题，并且有着独到的观点。他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更应当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官员在住房、医疗、退休方面的过分福利，单位集体公款支付的礼券礼品，数额巨大的“三公”消费，干部转任国企高管后的巨额收入，等等。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是俞可平殚精竭虑考虑的问题，2014年，我组织第一届大梅沙论坛，探讨国家治理问题，他也赶去参加了。在国家治理中，他看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官民互不信任。他认为，官民互不信任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官民互不信任，就难有政通人和的局面。

俞可平举了一个例子：他许多年前访问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城市时，第一次对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感到了失望。那一年，他在这个城市的街上走，看到街头都是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警，但照样一直有人来强拉他去买东西，不想进去也得进去，然后强行要你买，实际上就是明着抢钱。他这才明白，这个国家的街头为何会有五步一岗的军警。他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到这个程度，这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向老百姓检讨。这样的治理就是“失效的治理”。

我认识的俞可平，家国情怀非常突出，他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胆子很大，敢于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

有一次他说到前进的动力问题。他说：我特别想讲另外一种动力。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一动力尤其重要。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自信。没有自信，改革就难有新动力。个人是这样，国家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自信怎么敢开拓创新？稍微有一点风险的改革，就裹足不前，前怕狼后怕虎，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在改革面临突破的这个特殊阶段，我们不仅要有自信，而且要有非常强的自信。

说这个话，是因为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盲目乐观的情绪往往在普通民众中很普遍，悲观失望的情绪则在精英中明显存在。不仅在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中，而且在权力精英中，缺乏自信的现象同样相当明显。

俞可平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自信是怎么远离他们的。

首先是许多官员底气不足，内心相当脆弱。草木皆兵，稍有风吹草动，动辄就大规模使用警力。一个本来不大的事情，却如临大敌。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第二怕讲真话，怕暴露真相，好像告诉民众真相会被人吃了一样。现在很多真相都是被动暴露的。说真话，讲真相，为什么这么难？可平认为，从深层里说，就是不自信。

三是怕别人议论。别人说你好不行，说你不好也不行。说你好，他说在捧杀；说你不好，又说别人在棒杀。俞可平说，一些外国友好人士说，他们不知道对中国说什么好了。

四是成天只说别人的不好，挑别人的毛病；而对自己只说好话，不敢面对存在的问题。这也是不自信的表现。就像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很强大，就不会整天说别人如何不好。相反，他会说，你很好，但我比你更好，我也不怕别人挑我的毛病。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这是入木三分的评价，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